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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范式”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道讲习所”在北大南门揭牌

时间:2019-09-24 16:11
摘要 2019年9月21日,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建国七十周年与中国国民的主体担当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成大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达21年之久的中国顶层智库北京拓维研究院的一些知名

2019年9月21日,“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建国七十周年与中国国民的主体担当”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成大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达21年之久的中国顶层智库北京拓维研究院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以及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的在校学生约50人左右出席了这次会议,列席此次会议还有一些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地厅级地方主官、部队在役将军和来自地方科研院校的院长与青年学者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在建国七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时点上,在9月21日这个特殊日子中,少长咸集共同来庆祝共和国的七十华诞;同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以“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为核心命题,回顾过去、定位现在、展望未来,展开了一幅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长卷。该研讨会探讨了如下命题:(一)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的道路选择;(二)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以及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三)中国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多远;(四)中国的成功经验以及与他国的制度比较;(五)如何完善“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范式”;(六)如何进行信仰建设并唤醒中国国民的担当等等。

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主办方首先阐释了时间与地点选择方面的考量:“9月21日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表达中华民族获得新生自豪而又自信的经典口号。而9月21日也是联合国决议所正式确定的‘国际和平日’。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就确定了整个会议的基调,中国必须要崛起,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是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寻找一条‘东方现代性之路’。而众所周知,北大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点与地点举办这样重要主题的会议正是相得益彰。”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原创研究者、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拓维智库创始人王毅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题为《大时代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的主题演讲。王毅回顾1998年创立拓维智库时的初心,就是希望做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包括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源智库。王毅指出:“今年是建国70周年,后年是建党100周年,共产党马上快一百岁了,百岁就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但我们的理论体系成熟了吗?我们的体制成熟了吗?……这个问题21年我们智库就已经在思考了。所幸的是,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把这些问题开始当成全中国人民的命题作文,开始专门进行这类研究。”王毅说,“回首创立拓维智库进行咨政决策顶层设计及其系列社会实验的这21年的发展历程,倍感欣慰。我认为,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角度,现在最急迫的第一个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第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而拓维智库这21年就刚好就回答了两个问题。党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理论,一个是体制。体制我们暂时还没法动,我们更多的改革,是在机制和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制度的背后是机制,机制的背后是体制,而体制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思想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拓维智库这20多年来,做的是体制背后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文化研究。”他说,“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对于别人来说是课题,对于拓维智库来说是使命”。

王毅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大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大时代不同于五到十年一次的“小时代”,中国平均每隔三十年是一个大时代;每个大时代的社会运行规则等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通过了从1840年到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一百年的各种道路的试错,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建国后百年中国梦的三个大时代分别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从三个三十年的角度,王毅院长讲到了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讲到了前三十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奇迹以及大跃进、文革等错误,以及后三十年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四化”(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养老社会化与医疗市场化)所造成的恶果。中国前三十年,毫无疑问构成了一个宏大叙事的大历史观语境下的毛泽东时代,他成就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它的正资产同样非常丰厚,同样可以书写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我们在跟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创,包括我们的从特区、开发区到西部大开发等的点线面的渐进式改革发展经验。第三个大时代是什么呢?习总书记上任以后开始拨乱反正,这个拨乱反正今天还在进行中。这次拨乱反正,无论是反腐、军改和外交,还是一带一路、精准扶贫、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系列举措,导向了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第三个三十年必须是前面两个三十年的正反合,对两个三十年的体制的成果进行融合,对体制的弊端进行摒弃。换句话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终极“形塑”。

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原创研究者王毅院长作主题演讲

王毅认为,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是权威治国,主要靠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综合影响力;后三十年邓小平时代是专家治国,要靠各领域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学习传播西方二百多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而新三十年的习近平时代是智库治国,要靠一批独立思想家型的智库学者进行体制层面的前瞻性的研究和试点。为什么叫智库治国?前30年我们可以学苏联,后30年我们可以学西方,未来30年我们已无从可学,必须靠原创。而智库尤其是思想智库就必须在这个时代当中进行原创并完成启蒙,对这个时代的走向进行前瞻性的研判,同时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以台海战略为例,我们在话语体系上必须要成熟,而话语体系的背后是理论体系,理论体系背后是一套知识逻辑,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它是一套智慧体系、思想体系。智库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与原创性的“三性”,必须有一部分人独立出体制,同时对体制内的成果进行原创性的研究、进行前瞻性的设计,不为任何利益所左右。据悉,通过自创立智库以来的10多年的原创研究,王毅于2015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三周年之际,在人民网发表了题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又名“中国道路思想理论体系”)的署名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文思想及其中国社会主义3个30年的相关理论成果为高层有效采纳。这么多年,拓维智库一直选择“第四种生存方式”,坚持两个“一公里”,进行“最先一公里”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最后一公里”的社会实验和试点。

王毅指出,中国今天向前发展,必须要提到2000多年来以千年为跨度的大转型,我们目前经历了两次,一个是2000多年前秦汉以降的那次大转型,中国确立的郡县制,奠定了整个中国今天跟西方制度文明不同的制度基座:中央集权、官员委派;第二个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打开,中国在跟西方文明融合以后,经历众多制度选择后,选择了为人民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王毅院长以“三望”(回望、守望与展望)来结束他今天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他并不排斥西方体制,甚至未来三十年,我们仍然还有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但同时,我们要坚持中国的制度自信,尤其是从二千多年来制度的回望,我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座;再加上180年来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型,我们守望这个初心;在此基础上形塑并完善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前景。

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教育长王瑞璞教授作专题发言

拓维智库中国道路研究所所长、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教育长王瑞璞教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专题发言,他演讲的题目是《历史选择与制度自信》。他指出我们形成现在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他认为当今世界发展两大潮流,一个是商品经济全球化潮流,一个是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就是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潮流是规律,是规律就不可阻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上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民主制度,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个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既然都是民主制度,都是反封建的产物,民主是相对封建来讲,就这个民主制度来讲,都叫民主制度必然有共性。其实都是历史的进步。共性,就民主概念本身的内涵来讲,从宪法上分不出差别的。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写的都是权力属于人民,从概念上谈不到什么区别。美国是民主制,中国也是,这是共性,宪法上都已经规定。民主制是相对于专制制度。民主制的架构也一样,选举制、多党制、三权分立,中美一样。选举是相对于世袭说的,三权分立分的是皇帝权力,多党制我们也是多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们也是选举制,三权分立制,我们也是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我们也是分开的。第二个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区别,为什么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就说这里面有差别性。差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我们也是多党制,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第二个选举制,我们是中央认可的选举制,我们是又选又派。选举的领导要中央认可,中央还可以随时调整。美国也是选举,但是选举和总统没有任何关系,总统对于州长没有绝对的领导权。第三个是三权分立美国三权分立上面就没有权了,相互制约;我们三权上面还有一个党的领导权,党领导一切。基辛格曾说,“美国的政治精英可以从两百年当中寻找灵感,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可以从两千年的历史中寻找灵感”,中国两千年文明中寻找什么?郡县制。什么是郡县制。郡县制就是中央集权,官员委派。任何国家政治制度都摆脱不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必然性,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基本形态我们都实行过。中国近代史我们经历了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民主共和制(辛亥革命后)、两党制(两次国共合作)等等,事实证明,这些都不符合中国国情;最后我们才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尊重历史的选择以及教训,坚持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国家发改委国土所原所长、研究员肖金成作专题发言

国家发改委国土所原所长、研究员肖金成做了题为《70年的中国经验》的专题发言。他分享了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些研究成果,并认为建国70年共有四个中国经验,分别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改革开放特区和开发区的经验、西部大开发、以及精准扶贫;总结起来,一是做蛋糕,把蛋糕做大;第二是分蛋糕,分得公平些。

拓维智库社会重建与道德重塑研究所研究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德育处处长孙学策老师做了题为《“社会重建与道德重塑”之我见》的专题发言。他指出:社会重建,即社会秩序、社会风尚、社会习俗的重建;道德重塑,即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舆论、道德行为重塑。他从社会腐败问题的一些现状开始谈起,谈到了社会失序和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社会重建和道德重塑失道(信仰重建必须要把握大道至简原则、道德继承性原则与道德要求一致性原则)、世界道德危机的挑战。如何进行社会重建和道德重塑?确立社会重建和道德重塑的具体目标、治乱要用重典、加强所有公共场所的管理、从基础道德建设抓起、抓好宣传舆论导向、建立全社会公民不良信息网上记录与查询体系、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忠、孝、廉、耻、勇、仁、义、礼、智、信”十字方针,建议国家相关部门通过适当方式把这“十德”作为国人伦理道德准则进行颁布宣传。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德育处处长孙学策作专题发言

拓维智库舆情研究所执行所长、人民日报驻联合国原首席记者邹德浩做了题为《中国为什么成功与中国怎样继续成功》的专题发言。他从联合国的视觉、图文并茂,展示了百年中国的历史画卷。他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形势的最新论述开始,谈到世界与中国都面临巨大挑战,而中美关系正在进入困难时期,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会继续成功,这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历史潮流、中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美国霸权主义不得人心。中国为什么可以持续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道路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政治模式是独一无二的、组织起来是中国的优势、中国实行“五年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潜力巨大等。

人民日报驻联合国原首席记者邹德浩作专题发言

拓维智库海外华人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原公使衔参赞黄学琪做了题为《中国道路的两次选择》的专题发言。他指出中国过去革命战争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由城市向农村扩散。

中国常驻联合国原公使衔参赞黄学琪作专题发言

拓维智库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常务副团长、北大光华管理学博士、清华经管博士后邢煜芝做了题为《“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多远”与拓维智库的时代担当》的专题发言。她从今年4月份去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个世界四个城市”的九天智库行的亲身经历出发,而探讨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我们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她从六篇文章(如《工信部部长:中国制造没有那么强 落后西方30年》、《韩国电影为什么能甩中国三条街》、《龙永图:外孙女去美国读书 那种内在力量我们抗拒不了》、《中国数学界的“扫地僧”:当过服务生,蛰伏30年拿遍荣誉》、《某国立研究所所长自白:跟班式科研 误己误国》、《资中筠:中国最可怕的是全民腐败》)出发,谈到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距离,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在科技创新、社会结构、民众心理、整体教育、知识体系、伦理体系等方面都要系统的突破。她指出中国现在依然有三种结局:“上:伟大复兴,成为东方的原创性引领国度;中:表现平平,依然像现在这样是个跟随者;下:不进则退,仍然有倒退甚至沉沦的危机”。她指出,我们离真正复兴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看似近在咫尺,其实远隔千重山。这需要我们社会的整体转向,需要社会结构的改变,需要精英阶层的操守,需要民众心理的转型,需要知识体系的构建。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同时她指出:“什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难点与需求点?是关于中国范式的思想建构。中国在成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正在走向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我们没有任何的模板可以照搬或者遵循。前三十年我们可以学苏联,后三十年我们可以学西方,而现在我们必须得自己“打版”!我们要在西方现代性之外找到一条东方现代性之路。而一条崭新的道路,谈何容易!我们需要的是如库恩所说的“范式创新”,这是其中难度最大的部分。而这是一个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角色不得不分野的时代,这个建构的工作如此之难,必须要有专门的智库与思想家团队来完成。非“时代思想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建构,非长时间理论与实践充分融合的积累也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建构。而这样的建构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亟需的,现在开始做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而能够承担这样历史任务的智库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一)有二三十年的较长历史,并一直在为时代谋局;(二)成功过,而且一直在持续成功;(三)有充分的信息源泉,与现在中央高层之间有过交集;(四)具有独立性,由中国社会最优秀最有良知的人来组成;(五)有具备罕见思想深度与建构能力的“时代思想家”;(六)曾经抵达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深层。”而拓维智库正好符合这些条件。现在拓维智库已经经过了以“顶层设计与咨政决策”为特征的1.0时代(1998-2007)与“两个一公里与一个平台”为特征的2.0时代(2008-2018),现在正在进入以真正把握智库第四种生存方式的新四化(国际化、产业化、智能化与平台化)为特征的3.0时代(2019-2049)。

首都高校博士团常务副团长邢煜芝作专题发言

会议还宣读了《拓维智库与首都高校博士团关于进行“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暨成立“中道讲习所”的公开倡议书》,并举行了“中道讲习所”的揭牌仪式。“中国讲习所”主要是进行“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的研究以及传播,为中国的未来“思维拓荒”、拓展“思域空间”;与“西方至上”的思潮争夺思想、学术与舆论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在“党性教育与干部培训”以及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政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拓维智库的王毅院长阐释说,“中道讲习所”中的“中道”有若干层含义,一层是“中庸之道”,中道哲学,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精髓;中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中国道路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中道;二层是“中国道路”,一条“西方现代性之外”的“东方现代性之路”;三层是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的角度,若是说前三十年偏左,后三十年偏右的话,那么现在新三十年必须“不左不右”“非左非右”“超越左右”,走一条的“中道”,这样才符合“正”、“反”、“合”的历史逻辑。

拓维智库六大研究所所长共同为“中道讲习所”揭牌

来自香港珠海学院的大学生文馨谈了会议的感想,她说:“因为我是香港的学生,很多时候我们香港的学生,都只能从香港的角度去看其他地方,去看中国内地;来到北京之后,我就学习怎样从中国内地的角度去看香港;透过这两种不同的角度,去找一个对内地、对香港、对全世界最好的答案。今天这个研讨会上我们就是今天听了很多与历史与国际舆情有关的内容,我已经做了笔记,然后在这些内容里面我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很多香港教育的内容很多都没有提到的中国历史,很多那些先烈的事情都是我们香港的教科书里面不会提到的,就是我看到的今天讲的内容有许多中国非常优秀、非常不容易的一面。但是这些在我们香港的中小学教科书里面都是非常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外国的势力能够那么容易的进入一些香港青年人的心,误导香港的青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香港的教科书很多都没有做到国家的历史教育。我们许多青年人虽然有着一腔热血,但是却被引导到错误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回到香港以后也给我的朋友知道一点。(泪洒现场)我冷静看待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内地一些资讯就是比较倾向于国家的,在香港我们也可以上到全世界的网站,所以变成在香港舆论会变成一面倒的,反中的媒体成为主流,这也导致在香港我们接触的东西是片面的,我觉得一定要在文化上、思想上去重新获得中国在香港的话语体系,不能一直让西方的媒体成为主流,让一些外国不好的媒体去侵害香港的青年,然后我希望自己回到香港之后,能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我的朋友,可以在自媒体上努力,让香港不要只有黄色的声音,也要有红色的声音。也要有中国的声音,也要让青年人有历史的知识。”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资奋代表内地的大学生发言,他说:“作为一个北大在校生,在听了这个研讨会之后,我特别赞同就是王毅院长所说的中国国民的主体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只是习总书记一个人的事情,也并不只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国民担当,需要我们每个国民去做出努力,共同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我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北京,就是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接触到了以前在家乡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到北京让我感觉到,我愈发热爱自己的国家。每次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都会听到说从来没有哪个学校像北大那样与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在个人的学习当中,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要将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今天这是我听了这个研讨会最大的感受。”

列席此次会议还有一些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地厅级地方主官、部队在役将军和来自地方高校的院长与相关专家学者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他们全天侯参加了今天的会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听后他们都感喟颇深,认为中国因为有了拓维智库这支力量而更令人充满信心。在场的一些资深影视从业者等也表示以后要出品更多具有的导向性的作品,以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

据悉,“亮出鲜明旗帜并集结有识之士,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是这次会议的两个目标”。而这次会议由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首都高校博士团以及北京拓维科学研究院来主办,而这些都有拓维智库来发起或者主管。拓维智库是中国范式的原创研究智库,迄今已有二十一年的历史。拓维智库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初现端倪之时,脱胎于改革开放走向纵深的一系列“问题意识”之中,成长于繁荣与问题交织的二十年间,致力于基于“中国学”的中国道路研究,有志于守护中国新三十年的和平崛起。“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拓维的精神,“中国知识体系构建”是拓维的使命,“成为中国软实力崛起的一代脊梁”是拓维的抱负。拓维智库沿着一个智库目标(独立性、前瞻性与创新性的“三性”智库),秉持“两个一公里”(最先一公里的前瞻研究与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实践)原则,守好“三不”生命线( “不攀援、不媚俗、不越位” ),营造了“第四种生存方式”,迄今为止,已经打造了五个全国性的案例:非公经济党建案例、海峡战略案例、“国家伦理体系”与“五位一体战略”案例、公共治理与“量服”案例以及红旗渠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样本案例等等。除此之外,拓维智库用近十年时间完成了上百万字的关于“人类新文明暨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精心创作。拓维智库早在1998年左右就前瞻性地提出要进行“中国知识体系建构”;而从2016年开始,中央开始呼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2016年底,在拓维智库主办的《“中国大转型: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高层研讨会》上拓维智库就指出中国的新三十年必须要突破“三个至上”:物质至上、个人至上以及西方至上。拓维智库是“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最真诚的道义坚守者与社会践行者。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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